分娩知识在场|新闻过载的时代知识依然稀缺

时间:2019-03-26 19:03来源:未知作者:秒速时时彩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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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月16日下午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联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、北京大学学生会此间编辑中心,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“媒体转型与升级”的沙龙。活动特邀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李鸿谷主讲,腾讯网副总编辑李伦对谈,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主持,共同分享了在这个媒体行业巨变的时代,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冲击下如何突围

  腾讯网副总编辑,前中央电视台资深制片人,《社会记录》、《24小时》、《看见》栏目的制片人、纪录片《客从何处来》总导演

  我是2015年接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的。那一年,正是新媒体和手机移动端真正崛起的一年。对杂志和我而言,都是一个槛。未来的互联网时代,这本杂志是能够继续20余年的辉煌,还是消失

  回想十年前的2005年,我有一次在清华大学做演讲,新闻学院的副院长提议让我讲讲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新闻生产。我说,能不能改两个字,讲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知识生产?他有一点意外。我当时意识到,信息生产并非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之长,知识才是。未来我们可能籍以生存下去的基因,正是知识生产

  怎么定义知识?经过系统化处理的信息,它有可能走向知识。那么,我们未来的知识生产应该坚持什么?我认为,我们的文章,尤其是封面故事,必须要有三个基本要素结构:第一是原创,第二是系统,第三是潮流。也就是说,要生产原创性信息,要对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,而且这些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信息是处在潮流之中的

  如何进行知识生产?我举一个例子。2016年底的一次选题会上,我们一位同事提出,现在大家都在说要穿越回哪个朝代,宋朝成了一个热门选项。那么,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一期关于宋朝的封面?这是一个好问题,真正的创造总是从问题开始的。于是,我们做了两期关于宋朝的封面,2017年一次,2018年一次,都列杂志年度销量前三位。中信出版社注意到宋朝主题的杂志,找到我们要出版成书,这本书也成了一个小爆款。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,畅销加口碑可能就形成了大家经常会说的那个词——IP

  那么,为什么不把“宋朝”变成IP化运营呢?去年我们推出了新媒体产品“中读”,就在上线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尝试。我们请了十位宋朝研究领域的权威,做了《为什么我们爱宋朝》十讲,成了我们自己的第一个音频产品。这个音频产品又变成了另一本书。后来,优酷也找到我们,合作了一个视频产品

  看上去,这是一个编辑部日常生产的两个封面故事,而这两个封面故事不是信息,而是知识。之后,这两个封面故事变成了一本书,又变成了一个音频产品。同时这个音频产品变成了另一本书,又变成了一个视频收费的产品。这一次一次的变化,我们的定义就是内容升级

  大家会说,看上去,内容升级不就是不同传播介质的演变吗?外在形式上貌似如此,但它的内在本质,是IP,是能否创造出有足够当量的内容,让你进行一轮一轮不同介质的传播。从资本的角度,如果未来知识是需要付费的,知识背后拥有的核心价值就是版权。能不能创造出IP,能不能创造出版权,能不能让版权进行流转,是最为关键的问题

  所以内容升级是核心。只有内容升级了,才能进入到媒体融合领域,才能完成所谓的知识服务,这整个过程是以IP为内核的演变过程。那么,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角度讲,内容升级意味着杂志生产的内容要达到一本书的容量或者标准,以一本书的产出为终点。这也同时意味着组织结构、生产流程的调整和变化,内容升级绝不只是一个口号

  俞虹:“传统媒体将死、电视将亡”是人们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。李鸿谷主编在开场就说了,我们是继续生存还是消失?如果生存,应该怎样生存?他已经阐述了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应对之策。我想再请问李伦总编,你从电视媒体到新媒体,又如何面对这种挑战

  李伦:我刚到新媒体的时候,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些固定的规律、规则、方法来展开工作,但是我老找不着。后来我逐渐意识到,互联网带来了大跨度的、多层面的巨大变革,在这种情况下,可能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坦然地面对不确定性,因为不确定性就是常态。你要不断地去识别哪些是机会,哪些是弯路,识别自己身上哪些是经验,哪些是糟粕。可能昨天你还以为是经验的东西,明天就是包袱了;可能昨天你放弃的事情,明天你觉得它有用。不要以为我在痴人说梦,变革的应对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转型也好,升级也好,保持把不确定性看作常态的心态非常重要

  俞虹:的确,媒体从来都面对着不确定性,以往技术的每一次腾飞都让媒体发生一种变革。互联网到来,更是一次彻底的革命,带来一种大传播的变革。但我们不讨论不确定的问题,我们讨论我们能掌握什么。我想问李鸿谷主编,在媒体的转型和升级中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作为杂志,和同样是纸媒的报纸,有什么差异呢

  李鸿谷:我想从我个人的杂志经验来讲。我1987年大学毕业,先是在《长江日报》工作了13年,2000年才来的《三联》。关于杂志和报纸的区别,我在2000年前后的感触最深,那时候的感触现在依然在。报纸和杂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?报纸的基因是快,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是由一个出版社——三联书店办的杂志,是由书变成周刊,是慢变成快。我们和报纸的内在基因完全不同。基因决定你的命运,基因不同,未来无论是凤凰涅磐还是破茧成蝶,改变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

  现场观众:现在做内容的媒体有一个困境,他们投入财力物力做的优质内容,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。两位如何看待这种困境呢

  李鸿谷:非常简单,是谁来定义优质?以什么标准来定义优质?如果说是产品的制作者来定义优质,那是王婆卖瓜。如果市场不接受,这就没有意义。优质本身要看谁在定义

  此外,我们正面临更复杂的格局,整个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五年前传统媒介环境里面,有些内容可能是优质的,但随着环境变化,优质本身可能已经被颠覆了。我们正走在重建优质内容生产的道路上,现在谁都不能、也不敢说自己生产的是优质内容。我们使用“IP”这个词正是要避免“优质”,因为IP本身是一个商业概念,要通过把内容变现、流转、收益来检验

  李伦:我补充一点,除了优质这个概念本身在变化,与此同时分发渠道上也在发生巨大变化,而且这个变化是不成熟的。即使我们公认的特别好的东西,分发技术和分发策略是否能够相应地把这些内容传递出去,也并没有定论

  俞虹:作为北大新传学院的老师,我一直在思考,在一个变革的时代,未来优秀的传媒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

  李鸿谷:我觉得对于新闻这个行业,在一些基础技能之上,如果有不变的东西,有三样可能是不变的

  第一个是好奇心。只有拥有好奇心,才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,否则在变化的时代,你就可能消失。那么好奇心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?这涉及到我们怎么来认识新闻。新闻由两个东西构成,或者说世界是两个东西构成,一个是物理事实,比如说今天下午在这里做一个演讲,这是物理事实。但是在座的每个人其实还发生了一个心理事实,每个人在听演讲的过程的判断都是不同的,就此写出来的报道也是不同的,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物理事实加上心理事实,才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事实或者真相。因此,我们的新闻教育要强调好奇心,如果没有好奇心,你甚至看不到物理事实,更不可能看到心理事实

  第二个是好胜心。这也是穿越行业变化的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,我们假设一个线个信息在里面,如果你没有好胜心,可能只能拿到20个信息。但要想线个信息,才能比同行走得更远。而好胜心能帮助你去接近事实,也可以帮助你去适应媒体变化的形态

  第三个是学习能力。不仅仅是应对考试的学习能力,更是一种持续的自我成长的能力。这是每个人的挑战,可能也是教育的挑战

  李伦:我想补充一点,我认为媒体人应该有丰富而苛刻的一种审美。即使未来有更好的摄像机,更好的美图,审美的提升也不一定能够实现,因为这更接近人的创造力

  传媒人究竟学什么样的技能更好?其实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,我们更相信实践。尤其在多媒体环境下,你去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,最应该调动的并非什么特定的文字手法、剪辑规则、音频技术指标,而是你对谁说,采用什么样的方法,怎么能说清楚。所以在实践中,最缺失的其实是好奇心,独立思考能力,以及审美

  李伦:我没有智慧能够以不变应万变,因为变化太快了。有一点我感受很深,目前的整个传媒教育体系仍旧建构在传统媒体逻辑下,传统媒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渠道优势下完成的,或者是在渠道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建构起来的。这就给了拥有渠道的内容人很大的特权,让我们天然以为有能力与权利来表达自我。但是今天渠道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了,任何地方都是媒体,电梯里,手表上,争夺注意力的场景非常非常多。其实我更愿意把移动端叫做“私人媒体”,因为它更多属于个人阅读,用户挑选的主动性变大了

  因此,现在的从业者就要格外小心。原来你可以店大欺客,现在饭馆到处都是,所以服务态度要好一点。你要想想,你的用户想吃什么?他在什么地方吃?他的口味有没有发生变化?他可能说不出来菜谱,那你就要给他编一个。这是我们在根本意识上需要加强的

  俞虹:从刚才那番话里,我们可以捕捉到李伦对受众思维的重视。从电视媒体到新媒体,你对受众思维的认识有变化吗

  李伦:确实会有变化。之前做电视的时候,可能更多还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去想,而在网络平台上做节目的时候,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,比如共享,比如参与感。我们从内容端去看,无法精细到毫米、微米来测试参与感,但可以通过思维参与,点赞,互动,等等

  比如在《十三邀》创作过程中,我们尝试把采访前后的素材完整地打开,就是想给观众更多的空间。你如何看待这次对话?他们之前是什么样的彼此印象?之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?我们猜测,可能有很多人愿意看一下非剪辑的版本,因为剪辑本身也是一种主观介入。观众越能够直接参与到原始素材中去,就越能鉴别真实在什么样的限定性条件下产生,他就会越有快感,这就是新一代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新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展开内容侧的尝试,也是想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

  俞虹:那么我要请问李鸿谷主编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在做选题策划的时候,主要是基于受众思维还是传者的主体诉求

  李鸿谷:答案很简单,传者的诉求,我拒绝认可受众存在。就像做大型演讲的时候,灯光是打在演讲人脸上的,下面是黑的,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是怎么反应的,你只能演自己。做知识产品是类似的,你把自己最好的那面做出来了,一定会有人找到你,你也会由此找到你的用户或者粉丝

  此外,我觉得现在整个新媒体在技术层面的变革都是表象,也可以说都是假象。真相是什么呢?就是过去无论是新闻教育,还是媒体实践的电视、广播、杂志、报纸,都是成建制的行业结构,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结构。这是最伟大的变革,也是最可怕的变革。我觉得目前媒体行业的变化有点像40年前分产到户,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己的媒体了,生产力、生产关系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革

  以前媒体有渠道优势,现在渠道变得非常便捷之后,一切都变化了。但是我看到渠道的生产逻辑仍然是传统逻辑。今天你做一个大平台,这个平台可能有想象不到的流量,一万本杂志或报纸都不及它。但是它的逻辑仍然是广告逻辑,仍然是流量变现的逻辑。流量变现逻辑的下一步是什么呢

  在我看来,在未来,平台可能只是一个薄利多销的平台。下一步,每个自媒体生产出的产品本身能不能成为可销售的知识产品,一轮一轮创业者去探索出若干种单独可销售的IP,而不是做广告,这才是未来真正的挑战。就像我们强调知识升级,做IP,《我们为什么爱宋朝》的课程本身拒绝广告,消费者要购买知识产品,这是另外一个逻辑。从我的角度来看,这才是真正的变化所在,也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格局

  俞虹:李伦是受众思维,而李鸿谷是传者思维,这种观点的差异性非常有意思。曾经有人说受众是上帝,在我看来,受众绝不可能是上帝,受众只能是朋友,而朋友可以是多元的,决定了我们内容的多向选择。今天我仍不认为媒体要跟着受众跑,传者的主体意识还是挺重要的。最好的结果是传者所选择的达到了和受众的信息对称,就可能获得好的传播效果

  李伦:其实我平常也非常强调要有人文思想,要有作者意识,但我为什么还要强调受众思维呢?因为长期以来,我们的传媒教育、传媒行业都是自上而下的,但在产品经理那里,是不接受“受众”这个词的,他们看到的是“用户”,认为受众要有用户价值才有意义。那么,当我们面对当前变革时就要更加小心,这里面可能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平衡的过程

  本质上两者并不冲突。其实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创意是来自于数据的,更多还是来自个体创造,尤其是在精神领域。即使是商业模式上来自数据的反馈,也来自于人的发现,而非精密计算的结果。而且,数据永远是历史经验。人的需求,尤其是人的好奇心,都是未知的,也要靠创作者去探究

  俞虹:传者和受者,确实是命运相关的双方,不可或缺的。没有受众,没有到达,所有的传播是没有意义的。传者是主动还是被动,如何显示出主体性,在今天这样一个传播环境中,格外需要我们去积极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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